高桥石化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南塘高桥港，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建时周围还很荒凉，可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家化工企业近年来“黑历史”很多。举两个例子。2011年东广新闻台的报道如是说：“浦东高桥石化前天发生硫化氢泄露，上海多个地区的市民闻到异味。”还有爆炸，2011年9月23日晚，高桥石化突然发生爆炸，白色浓烟直冲天空。

    类似的事故一搜不少，单举2011年，是因为在当年，高桥石化搬迁炒得很热。可是最后不了了之。有相关报道给出的答案是——“2011年9月上海政府曾与中石化总部协商，希望高桥石化搬离高桥港，然而因搬离费用等原因，直至今年10月29日中石化宣布，高桥石化正式搬离高桥港。”

    搬不动的情形普遍存在。例如今年6月，南京一家化工厂爆炸致4人被灼伤。根据报道，南京市一年前就做出过工业整体搬迁计划。然而，名列搬迁名单的一家南京化工企业内部人士表示，“对于当初颁布的那个针对南京化工企业的十年搬迁计划，现在这个概念业内已经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不再提及了。”再如，两年前山东省青岛黄岛区发生输油管线泄露爆燃事故，导致多人遇难。然而，据今年的报道，“（当时）确定了12家油品物流企业签署搬迁协议，率先启动搬迁。但两年过去了，12家企业均在原址按兵不动，青岛政府也未出台任何辅助企业搬迁的政策。”答案也在一个钱字。

 

 

    如前文，“补偿款”谈不拢一切免谈。到底“补偿款”包括哪些东西呢？“石化黑板报”被普遍认为是中石化官方微信号，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高桥若搬迁，必是为城市，更为市民——兼评中石化求500亿补偿高不高》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一是资产价值。高桥石化拥有75套生产装置，具备千万吨炼油能力和百万吨化工产品生产能力，这些资产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啊。二是土地是有价值的，也是有价格的。而高桥石化拥有土地的产权。再来看看高桥石化所处的位置：上海，黄浦江畔，自贸区，金融中心，空港。小黑板不禁要问，这几个元素值多少钱，上海还有几块这样的地？”对于老旧的石化企业来说，一些生产设备完全是老化的，该被淘汰的。而土地费用这笔账是个大问题。政府算的是工业用地的价值，而企业则看的是可能变成“商业用地”的价值，根本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

    当然，也有谈妥的，比如沈阳化工。根据沈阳化工的公告，其在2013年收到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2.31亿元的补偿款，而在今年，又确定会收到1.3亿元的补偿款。因为这些款项的注入，有的证券媒体甚至打出了《沈阳化工2013年实现扭亏为盈土地赔偿金“帮大忙”》这样的标题，可见转让是值了。

 

 

    化工企业觉得是“城围化工”，然而对社会而言，是“化工围城”，漫天要价说不过去。

    前文提到的为高桥石化辩解的相关文章里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企业贡献，还兼顾了当下地段的房产开发价值，最重要的是，该文提出是“城围化工”，不是“化工围城”。可以理解为给化工企业叫屈——我好端端地在这里，是城市非要来招惹，围着我修。可真是这样吗？

    没有发生过事故的，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并且兼顾了社区福祉的化工企业也许有资格这么说。如报道《为何有些化工重地离“家”这么近?》写德国一家化工企业的情况：“巴斯夫公司会不定期地组织每个社区的居民来化工厂参观，每隔一段时间也会举行一次社区咨询会议……同时在生产中，德国的化工厂也会严格管理，每一个装置建设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即装置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它对人、环境是否会造成危险。”然而，屡屡出事故，动不动就让周围居民生活在臭鸡蛋味里的企业哪里有资格谈这些。要相信他们能够自觉管理好？简直天方夜谭。在这样的环境下，搬迁或者直接关停是大势所趋。漫天要价还真的说不过去。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片土地周围有房产开发价值，不代表这片化工厂长期使用过的土地有同样的价值。根据行业杂志《地产观察》2010年的报道，“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存在较严重污染的‘毒地’”。再来看看最新的报道，有消息称，沈阳化工等厂房搬迁后，预计治理项目将一直持续到2021年完成。因此，光是想着这块土地价值多少，实在是可笑的，未经治理的一片“毒地”，人们躲还来不及。

 

 

    因为税收等原因，地方政府还是非常愿意那些化工企业只是在自家土地上挪窝的，并且会给各种优惠。不过，问题在于，从大城市的中心或者近郊搬向远郊，这两年是安稳了，随着城市发展，过不了多久，便又会“化工围城”了。现在的一个策略是“关企入园”，也就是说把这些企业给迁移到统一的化工工业园区。这样做本来是特别好的，上下游产业在一起，既减少了运输等环节上的安全风险，同时也利于管理。不过若是规划管理不当，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恐怕不敢想象。一旦变成了“化工园围城”，玩笑可就大了。那个时候又搬么？然后又继续治理土地吗？

    显然，这样太没有规划了。而重化工企业由于运输、排污方便等原因，非常喜欢在人群密集的江河海旁边扎堆。换句话说，化工企业喜欢“热闹”，然而这份“热闹”又为社会公共安全增添了太多的风险。

    一个现实的路径便是做好国土规划，让化工企业选址避开人口密集的城市集群，并且充分地考虑未来城市膨胀问题。无疑，该出于全国整体来考虑化工企业的位置，而不是一个个城市单打独斗。

 

 

    小化工企业可以直接利索地关停。但是对于那些大型的化工企业来说，似乎不给补偿很难搬走。而这些企业还有个特点，涉及到大量的员工。因此，平衡各种利益，给于一定的实惠，是个很实际的选择。拖得越久，越难治理。这个时候，地方政府的财力恐怕是难以维持的，同时也有恐慌失去财源的问题。那么，中央政府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能够防止企业坐地起价，毕竟很多大型的化工企业有着“央企”身份加持。而且，这些企业所交的税利，很大一部分也是到了中央财政。如《南方周末》2013年关于安庆石化的报道里，当地官员算过一笔帐，“安庆石化每年提供税收多少呢？50个亿，这50个亿上交到国家是多少呢？48个亿，安庆地方所得仅2亿。”

 

    搬迁问题是个上下从规划到资金全方位协作的问题，可以参考日本70年代的做法

 

    通过前述两段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看，化工企业的搬迁都需要从全国层面来统筹规划，同时需要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协作。

日本70年代开始，为了平衡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搬迁政策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70年代，先后有了“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和“工场立地法”，与此前已经存在的“工场等制限法”并称为“工场三法”（即汉语的“工厂三法”之意）。“工场立地法”是关于企业建设要求的，事关环保与安全。另两个法律则有关工厂的选址与搬迁，通过一些强制性规定限制企业在大都市圈建设，同时又用各种优惠措施促进企业迁往工业集中程度低，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是“地方交付税”额度提高。所谓的“地方交付税”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财政资金，是为了保证全国的行政服务水平，同时缩小全国各地之间的财政差距。尽管要让工业在日本全国分散很难，但这些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布局的调整。

    总之，要真的解决“化工围城”的局面，恐怕从全国的化工企业布局、财政资金投入以及选址相关的环保法律都得有所规制才行。不然死结无解，难成气候。三个多月前的天津化工爆炸事故让“化工围城”这个问题再度被重视起来。但愿各地计划搬迁的1000多家化工企业能够早日搬家。